姓名之事，目前在中国享有充分的民主，国家并没有专门的法规条例对公民享有的姓名权加以限制。
姓什么，往往身不由己，而叫什么名字，其实也难自主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七条规定：“婴儿出生后一个月之内，由户主、亲属、抚养人或者邻居向婴儿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报出生登记。”报户口要有姓名，而呱呱之中的婴儿何以能自己选择？所以给孩子起名是父母的天职。姓名一旦上了户口，如影相随，相伴终生。改名在现阶段并非易事。
在现代城市中，按家谱族谱起名者已为鲜见，家长为孩子起名有丰富的想象空间。尽管如此，许多人仍发出“儿子好养名难起”的嗟叹。中国的方块字词义之丰富，其他语种望尘莫及，然而词汇量终归有限。
国家语委1988年公布的《常用字表》仅收3500个字，凡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均能掌握，超过这个范围，通常被视为生僻字。我国每年新生儿千万以上，姓氏达数千，而常用汉字并不是都能取名，所以要给孩子起个世上独一无二的名字，如同大海捞针。
据对57万人的统计，英、华、玉、秀、明、珍这6个用于人名的频率最高，占10％左右。
笔者日前在北京市公安局户籍处了解到，全市重名率最高的是淑珍，其中王淑珍13000多，张淑珍11000多，刘淑珍10100多。其次是淑英，其中王淑英12000多，张淑英10000多，刘淑英8000多。
如果说处于半封闭小农经济的生活，人们的社会交往受到局限，重名的危害并不明显，那么到了改革开放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，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，人们的社会交往日益频繁，重名作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便显露出来。户籍、人事管理、邮电通讯、学籍注册、公安交通、金融交易，凡与社会接触的任何场合，人们都会遇到重名这个令人烦恼之事。
几天以前，9岁的女孩张颖因患急性肠炎由母亲带领到某医院就诊，在药房取药时，与另外两个叫张颖的孩子不期而遇，药房的大夫喊张颖拿药，患肠炎的张颖的母亲便手伸了过去。
当药房的大夫再喊第二个张颖时，发现第一个张颖把第二个张颖的药取走了，那是治风湿性心脏病的药，误吃的后果不堪设想。
而偏偏取药单和病历卡均没留下孩子的住址，大夫心急如焚，急忙给附近的几个派出所打电话查询，谁知叫张颖的女孩竟有40多个。幸亏张颖的母亲明智，给孩子吃药时看了看药名，发现有误，回过头去找大夫，才避免了一场意外的医疗事故。
笔者到国家语委采访时，谈及此事，巧合的是秘书处处长也叫张颖，她笑道：“我不但是北京花样游泳队的教练，还是女子柔道冠军呢。”
据了解，北京市叫张颖的男女老少有5000多，天津市的张颖有2130个，全国有多少张颖，怕是五位数已打不住。而叫王颖，刘颖的，统计起来也不容易。重名的趣闻固然不少，而在人们的社会交往中更多的是由此带来的烦恼。
北京市某工厂的上万名职工中叫张明的有8人，劳资部门为加以区别不得不按年龄将其编号，但张冠李戴的事亦难避免。
一天，青工张明被几个哥儿们拉住让他请客，原来他的名字上了评先进的光荣榜，此情难却，张明自掏腰包当了东家，等到发奖时才知光荣榜上的张明是位老工人，弄得他啼笑皆非。
近年来，利用重名行骗的事不断发生，南方某县一个与商业局长同姓名的骗子，以局长手谕骗取彩电、化肥和巨款，公安部门追查此案时，弄得商业局长名誉扫地。
不可否认我国的姓氏相对集中，“王李张刘陈杨周黄赵吴孙徐林胡朱”这15个大姓占了人口的近一半，增加了重名的机会，而人名的时代性也造成了某一时期某些名字的大量使用，如大跃进时期叫建国、建设、跃进的急剧上升，“文革”中叫卫东、卫红的大量涌现，1976年出生的叫龙、震的较多，这一年是龙年又发生了唐山大地震。从六十年代起单名的风行，大大增加了重名的频率。
重名的烦恼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，为了避免重名，无疑增加了起名的难度，几乎每个年轻的父母都有这样的体会，为了给孩子起个响亮的名字，妻于怀孕时便绞尽脑汁查字典翻诗词，向亲朋好友征询。
一些人为避免重名而独辟蹊径，代之而来的是大量异体字、生僻字、自造字的猛增。国家语委的调查表明，目前单名中的生僻字已达到17．9％。
笔者从市公安局户籍处的潘德平那里了解到，目前全市姓名中的自造字达百种，有的字翻遍了所有字典词典都找不到读音，一问本人才知是自己想出来的字。而姓名当中的有些生僻字是国家语委已经淘汰的异体字，如[吉吉]（哲）[牛牛牛，上1下2]（奔）等等。使用这些字不但给户籍工作造成麻烦，而且给社会带来负担。一位叫宋(炎炎)（易）的人，自以为起了与众不同的名，可谁认识这个字呢？于是人们只好叫宋火。
现代社会电脑日益普及，在人事管理、学籍注册、做工资表、银行存款等等，因姓名中的异体字和生造字无法输入电脑，只好用另一个同音字取代。一旦成了名人，上了报刊影视，更使多少人为他的名字查字典。
一些新派人士为避重名起洋名，诸如王玛丽、李约翰、赵斯基等有上升趋势，而且起三个字四个字为名也成新潮。
笔者在潘德平的疑难姓名统计表中看到像康来栓柱，彭太发生，平川三太郎、左向日葵、黄马亚丽之类的姓名有几十个。更有甚者干脆不要姓只要名，这无形中增加了姓的数量，给人事、公安、教育等部门增添了负担。
（摘自《北京眼：苍生凡境》，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2月出版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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